由一则新闻想到的
张培力（刊载于1989年《艺术广角》第4期）
新近创刊的《国际美术信息》在一则关于苏富比公司去年年度成交总额创历年来最高纪录的消息中这样说：“许多知名画家在去年苏富比拍卖活动中陆续打破了个人过去的拍卖纪录，……尤其是当梵高的《鸢尾花》在十一月纽约拍卖会中以五千三百九十万美元高价售出时，更使全年的拍卖活动达到了最后的高潮而热热闹闹地收场。”尽管诸如此类的关于已故画家的作品不断走俏的消息近年来已不再令人惊骇，但我相信上述新闻对梵高先生在天之灵无疑是个巨大的刺激。艺术史正是这样，颠三倒四，荒诞无稽。昔日的悲剧，今天改成喜剧。谁也弄不清一切究竟是趋向合理还是变得更加荒诞。
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出现了对于艺术发展前景的困惑。艺术似乎无路可走了。后现代主义将前人咀嚼得差不多的骨头重新拼成一道菜，以为这样便能唤醒公众腻烦了的胃口。但这种尝试的收效并不大。
实际上，从艺术产生那天起危机便已潜伏，问题就出在艺术家身上。在我看来，不管艺术家的主观愿望如何，他们的做法很象餐馆的侍者。艺术家不断地将所谓智慧和热情的结晶献给公众，就象侍者不停地将各色佳肴端向吃客。这种关系自然赋予公众一种规定社会审美趣味的权力，艺术家无意中成了这种权力的制约对象。一旦被确认了的审美规范受到挑衅，悲剧便可能发生。当然，吃客感到腻烦时，也会要求换换花样。公众也可能对他们曾经反感并且攻击过的艺术表现出某种令人感动的宽宏大度（诸如他们对梵高的原谅）,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打算放弃权力。悲剧照样在发生。
差不多从上世纪末开始，艺术家与公众的关系趋于对抗。那些充满纯情的艺术家想要改变被动的状态（如梵高、高更、蒙克等）,他们试图惩罚公众审美情趣中的惰性以实现艺术的最高理想。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充满激情的思想的载体却不具有使命感，在许多后代眼里，他们悲壮的努力只剩下了语言的外壳。没有谁能够逃脱时间的戏弄，鞭子也会化为玩物。
马塞尔·杜尚大概是最早意识到事与愿违这一事实的艺术家之一。他采取了一种“放血”的极端手段，使意义与作品分离，从而破坏了作品应有的可读性和欣赏价值。杜尚想要使艺术完全摆脱公众文化的纠缠的努力为后来的艺术家赢得了较多的自由，但就攻击而言，他也仅仅是改改药方而已。因为他所关心的仍是语言自身。杜尚压根没有打算清除那些我们称之为艺术行为的积淀物——艺术品的东西，因而他无法料及他的作品最终也不过是博物馆的小妾。
杜尚以后的艺术家似乎进一步看清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终于向艺术品开刀了。于是便有了诸如行为艺术、身体艺术、表演艺术的一系列新的尝试。这确乎是个重要转变，它使艺术返回本质成为可能。然而不甚理想的是，这类艺术在清除可能作为商品社会猎物的艺术品的同时，又向公众塞进了一些以自恋、自虐或娱乐面目出现的新玩意。 这无意中又在向公众献媚（只是换了一种姿态而已）。很明显只要观赏状态不被破坏，公众对于那些即便怀有敌意的艺术也能容忍。今天的公众中的大部分已能从曾经被视为丑的艺术（如苏丁、培根的作品）中得到享受，他们早已有了抗药性。艺术的理解和沟通从来只是艺术家的一厢情愿。有谁理会过梵高的悲哀和亢奋？又有谁会对着马塞尔·杜尚的小便池忏悔呢？艺术家所做的只是教会公众如何在更大程度上戏弄和歪曲艺术；他们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总是过于关心自己，以至于无暇考虑他们所有的努力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看来一个真正想使艺术摆脱制约的艺术家在他弄清艺术行为及艺术品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并决定最终清理这种关系之前是不会实现他的抱负的。谁都知道给人拔牙或旁观拔牙与自己被拔牙的区别。公众之所以始终悠然，是因为所有艺术实际上对于他们是无关痛痒的。他们的观看、参与或体验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因而即使或有一种痛苦，悲哀和兴奋也只是剩余情感的消化。现在各地街上大概都有耍猴或吞宝剑的，这些艺人表演时声嘶力竭，不遗余力。旁观者时而惊叹、时而大声喝采。看上去似乎艺人们支配了观众，其实他们恰恰是受支配者。牙医与牙病患者的关系则是另外一种情况。牙医无需看人的脸色行事，他关心的只是客观事实，而牙病患者也绝不会有看耍猴时的轻松散漫和乐趣，他始终处在一种受制约的状态中。很显然，对艺术来说，消除公众消遣中的傲慢心理的唯一途径在于改变他们的观赏（或介入）状态。艺术必须引进一种制约机制。这将是艺术与公众发生关系的最佳接合点，它足以消除公众麻木的、幸灾乐祸的不良习惯。
制约机制的基本条件应当是：一、排除观赏性、娱乐性、（包括带有痛苦成分的娱乐）戏剧性、或新闻性。二、有一个严谨的、中性的规则，以引导“观赏”（或介入）。三、所有人都是自愿参予的。四、不存在任何与艺术无关的权力干预。
我在1987年完成了两个文字方案作品。第一个是《关于“X？”的展览程序》（见中国美术报87.45期）,第二个是《艺术计划第二号》（见中国美术报88.35期）。前者制定了参观作品时的行进路线、观看规则及其他相应条件，后者则抽走了作为观赏媒介的艺术品本身，将观众置于一个“对话”和“窥视”的存在关系中，规则、程序更为详尽、严谨。由于最大限度地限制了行为，观众在作品中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在后来完成的《褐皮书一号》中我以另一种方式强调了对公众趋向强制的意味。这是让人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一个事实——一个与他意愿无关的作品。我承认这里带有一定的侵犯性或虐待性，但这种侵犯和虐待本身并不是目的，就象手术或注射本身不是目的一样。一切仅仅是对那些体面的，附庸风雅的欣赏态度的回敬。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艺术与公众的关系才有可能变得充满张力。当然，正如任何一个牙病患者都不愿意接受拔牙这一事实一样，对于习惯于在轻松散漫状态中观赏艺术的公众来说，被制约于失去了任何观赏意义的状态无疑是一种酷刑。但人们从不这样想，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与人有相互制约关系的（谁也不曾对那些制约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为什么艺术就偏偏例外呢？艺术命中注定就是提供娱乐？
现在是结算历史债务的时候了。那种看公众脸色行事或供人玩赏的时代早该结束。艺术首先是艺术家的。由艺术家交出了的权力应由他们重新去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