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作的二点说明
张培力
（一）
1984年，当我着手绘制自美院毕业后的第一幅油画创作《休止音符》时，并没有预计到几年以后的变化。尽管当时对所谓的语言问题尚不自信，但并不怀疑我会像许多人那样从一开始便循着一条既定的路线走下去。1986年夏天，我和“池社”的同志们在杭州一条僻静的小巷里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是颇有新鲜感的作品《杨氏太极系列》。这一举动预示了几年以后的变化。1987年创作的《X？》系列仍然是架上画，但已有了“超越”的意向，这种意向在《关于< X？>的创作及展览程序》一文中显露出来。实际上这篇文章并没有阐释《X？》，而是与《X？》相并列的作品。它导致了《艺术计划二号》并使我最终离开了架上画，随后又有了《褐皮书一号》、《1988年甲肝情况的报告》（综合材料）和《30×30》（摄相）。现在看来，实际途径与我的初衷是不相一致的，结果是无法预料的。
眼下要是有人问及我今后的创作，我大概同样只能表示茫然。谁能预知以后的事呢？生活无法逆料，未来的创作同样逆料。与其费神去揣度将来，还不如实实在在的关注当下。
如果说从《休止音符》到《30×30》有什么联系，也许只有一点，这便是关注现实的态度。我的所有作品都基于经验。
关注当下即是一种中性意识——客观审视，客观展示。后者包括（1）抽空或属于个人或不属于个人的复杂情感。（2）抽空出自表现目的的技巧成分。我自87年开始采用架上画以外的视觉手法，一个重要的理由便是我对架上画的“客观性”表示怀疑。
（二）
有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艺术当作谋生的手段，也有许多人的乐趣在于寻找专利。这种想法本身或许并没有什么过错。事实上，艺术家一旦在公众面前确立了形象，也便获得了某种安全感。问题在于这种安全感往往也阻遏了创作，便冲动变为机械重复。从这层意义讲，艺术家企求得到认可的欲望与商人企求发财的心情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要是把公众作为诊疗对象，情况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我们将和公众解除历史遗留的暧昧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将重新获得冲动。
诊疗的首要问题是针对性。唯有对症下药才能救治病人。因此，一成不变地使用一种手法这种做法便是荒谬的了。从诊治的目的出发，“不择手段”是有意义的。
当然，在“不择手段”或者说“创新”的观念之间还有某种重要的差别。其一，追求新闻性的全部意义在于手法的变化和样式的翻新。其二，以诊治为目的，其本质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前者固然可以“填补空白”，但也可能医死活人。后者尽管也常有风险，但其严肃性将给生命带来希望。
1987年我在《X？》中开始摒弃了色彩，我以为色彩是温情主义的产物。自《艺术计划第二号》我走出了绘画，因为我感到绘画的效用太低。
我不清楚若干年后我会干些什么，也很难说是否会返回绘画。但就目前而言，我的出发点即是增加效用。一切要由经验来决定，一切要由目的决定。对于目的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张培力
1988.12